關於這些ICE槍擊事件的辯論，其實與早期BLM關於警察暴力的辯論並沒有太大區別。人們在執法機構如何合理地對威脅作出反應、他們應該承受多少危險、在多大程度上應該給予他們懷疑的好處、對那些讓他們生活更困難的壞演員應有的同情程度、以及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受害者產生共鳴等等，存在根本性的分歧。 因為這些信念在一個特定的思維空間中運作，使得人們特別難以理解或接受對立的觀點，我們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這場相同的辯論。 與政治中的許多事情一樣，這種差異可能部分是文化上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驅動的，也就是說是由個性驅動的，這使得問題變得更加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