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認為1960年代並沒有對同性戀權利、公民權利、女權主義和越南（或其他後殖民地內陸衝突）提出錯誤的答案，但他們使用了錯誤的哲學框架來實現這些目標，從那時起我們就一直受到這些框架的困擾。